近年来，工作质量议题在国际上得到了突出的关注。2015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安卡拉峰会通过的劳工和就业部长宣言中，明确敦促通过提升工作质量以促进强健、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从而促进社会包容、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当前，我国面临着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发达国家贸易主义抬头的总体背景，就业人口的工作质量能否得到持续改善，从而助力于我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近年来，工作质量议题在国际上得到了突出的关注。2015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安卡拉峰会通过的劳工和就业部长宣言中，明确敦促通过提升工作质量以促进强健、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从而促进社会包容、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当前，我国面临着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发达国家贸易主义抬头的总体背景，就业人口的工作质量能否得到持续改善，从而助力于我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般认为，从质量角度来对工作进行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主要在工业化国家中进行。但马泰尔和杜普伊斯把工作质量研究的发轫追溯到埃尔顿·梅奥等人在1927—1933年开展的霍桑实验，认为梅奥通过关注工人的态度和行为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了工作因素对工人绩效的影响。在梅奥开创人际关系学派研究之后，泰勒制管理规则受到挑战，致力于改善雇员工作条件的主义运动和工作质量项目开始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工作质量”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组织行为学的热门领域之一，许多社会学家也纷纷参与到对工作条件和工作满意度等问题的研究之中。管理学大师、文化比较研究创始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在当时甚至认为，工作质量改善和工作的人性化，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在工作领域的核心主题。
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随着新主义的盛行，工作质量议题在美国、英国和部分欧陆国家变得逐渐边缘化。但在进入21世纪前后，在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工作质量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间再次流行开来。一方面，提升工作质量成为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议题。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工作质量，而非仅仅是工作数量，在提升个人福利和国家竞争优势方面非常重要。基于这样的认知，国际劳工组织等提出了“体面劳动”、“好工作”等概念。欧盟理事会在2000年举行的会议上，把提升工作质量与全面就业和社会包容一起并列为欧盟三大就业战略。但另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技术和经济社会变迁使得组织中的雇佣关系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和终身雇佣又开始向着灵活雇佣关系悄然回归。一些“型雇佣关系”，即各种兼职工作、临时工作和合同工等，开始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
近些年来，有赖于各种全国的或跨国的大型调查数据集的普及，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方法来分析工作质量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并进行了大量关于工作质量的跨国比较研究。邓肯·加列等人在2007年出版的《就业体制与工作质量》一书中，从技能水平、培训机会、工作自主性、工作—家庭平衡以及工作保障性5个维度，对欧洲国家的工作质量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发现，在欧洲发达国家，工作者的技能水平普遍得到提升，对他们的整体技能要求也增加了。但是，技能水平的普遍提升并没有带来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保障性的普遍提高。阿恩·凯勒伯格在2011年出版的《好工作，坏工作》一书中对1970—2010年的美国工作质量整体情况进行了研究。凯勒伯格指出，美国的工作质量呈现两种主要趋势：一是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即好工作和坏工作的比例增大，中间类型工作比例下降，且工作报酬上的不平等越来越大；二是工作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大，灵活雇佣形式增加，工作保障性不断降低。凯勒伯格强调，两极分化和不稳定的就业系统不是经济周期的暂时特征，而是结构转型的结果，即坏工作不再是发育不全的那个部分，相反地，它已经成为美国就业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虽然有关中国工作质量状况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以来我国的工作保障性变化趋势，以及对一些特殊群体（如基层工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质量状况进行了关注。一些学者根据“现代化理论”逻辑认为，随着第三产业的扩张，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从传统部门进入现代部门，人们的工资收入提高、工作条件得到改善，相应地中间质量工作和高质量工作也会增长。黄智的研究指出，现代化理论的这种演进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现实，在中国，“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其实大部分没有进入现代部门而是进入了传统与现代部门之间”。他用“非正规经济”来概括介于传统和现代部门之间的这种就业形态，非正规经济的就业人员多是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的劳工。根据正规经济就业、非正规经济就业和乡村就业的“三元分析框架”，黄智在计算相关数据后指出：在2006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总计为2.83亿，其规就业人员为1.15亿，占40.6%；非正规就业人员为1.68亿，占59.4%。这里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包括私营企业、个体户以及未登记人员。如果把乡村就业人员也算作非正规经济的话，则非正规经济的就业人口将占到就业总人口的85.0%。后来者的研究结论与黄智的这一估计大致相同。如根据朴之水和蔡昉的研究，截至2005年，中国城镇劳动力中的非正规就业大概占到46.0%—68.0%。
李静君和叶利查维塔·考夫曼在2012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不稳定就业劳工的形成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在国企中的大量工人进入非正规经济之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无法享受养老金保障、医疗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近年来，随着积极加强法制建设劳动者权益，一些群体的工作质量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农民工群体来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农民工平均日工作时间从2004年的11个小时下降到2015年的8.7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从2004年的26.0天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25.2天，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从2004年的10.0%下降到2015年的1.0%，劳动合同签订率从2004年的12.5%上升到2015年的36.2%。这些数字无疑都说明了农民工群体工作质量状况的改善，但面对国际极为复杂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农民工等特殊就业群体的工作质量能否得到持续改善，仍充满不确定性，也亟待学者们加以认真研究。李静君和叶利查维塔·考夫曼在2012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不稳定就业劳工的形成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在国企中的大量工人进入非正规经济之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无法享受养老金保障、医疗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近年来，随着积极加强法制建设劳动者权益，一些群体的工作质量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农民工群体来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农民工平均日工作时间从2004年的11个小时下降到2015年的8.7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从2004年的26.0天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25.2天，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从2004年的10.0%下降到2015年的1.0%，劳动合同签订率从2004年的12.5%上升到2015年的36.2%。这些数字无疑都说明了农民工群体工作质量状况的改善，但面对国际极为复杂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农民工等特殊就业群体的工作质量能否得到持续改善，仍充满不确定性，也亟待学者们加以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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